投资风险真的不可改变?

继续聊信托基金的话题,很多人在购买信托基金,或者做某些投资时,总是忽略一项很重要的事情 – 就是错误判断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本地信托基金的种类不外乎几种,股票、债券、股票和债券的混搭、追踪股票指数,然后依据投资行业、国家和区域而有所不同。投资的风险比债券来得高,如果是远离马来西亚市场,例如投资在亚太区,或者中国香港等区域,风险会随之增高。

正确的投资建议应该是基金分销商给投资者填写一份风险评估表。必须搞清楚的是,风险评估分别有 “承担意愿”和“承担能力”两种,只有其中一项显示“低风险”,那么该投资者的投资建议就必须“低风险”。举例来说,小明不介意自己的投资一年里亏损20%-30%,在“承担意愿”一栏,他属于 “高风险”;可是小明的收入非常不稳定,也没有什么积蓄,还供着一辆车,那么他的“承担能力”当属“低风险”。结合起来看,小明的投资风险只能偏向“低风险”。反过来说,即使是收入来源无忧,投资者在“承担意愿”一栏是偏低的话,也得落入 “低风险”一群。

这本来是正常不过的程序,然而现实生活中却产生诸多问题,其中最为常见就是销售人员为了赚取更高的佣金而怂恿那些“低风险”投资者购买高风险投资产品。另一个情况则是,投资者并没有被怂恿,而是看到该基金过往丰厚的回报(也伴随着高风险)起了贪念,选择了和自己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产品。一旦基金的表现并不如预期,就会产生所谓“信托基金是骗钱”的误会。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没人管制这种不恰当的销售手法吗?

老实说,很难办得到。就拿上述两个例子来说,当投资者是有意还是无意被煽动要购买比自己风向承担能力更高的基金,或者投资产品,销售人员通常会给投资者签署一份文件。这份文件里头充满各种免责说明,简单来说 ,就是要投资者证明自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其情景和电影《夺命金》里,何韵诗哄骗苏杏璇用其棺材本来购买风险奇高的新兴市场股票如出一辙。

那么是不是说基金投资者只有被骗的份?其实不然。

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当拿到基金的资料表,仔细了解该基金风险。记得严格遵守风险评估表的建议,不要随意购买超出自己风险承担能力之外的基金。

另一种做法就是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修正自己的认知偏差,例如:幸存者偏误、不断重写历史自欺欺人、锚定效应等等。最好就是用记事本写下自己的每一项投资决策,有助于提醒和检验自己思绪。

说了这么多,我们最重要搞明白,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些钱,不是自己的能力可以赚得到的。有一套看似矛盾的说法,就是我们既要懂得和别人进行比较,从而知道自己在投资上有哪些不足;与此同时却又能够维持微妙的平衡,谨记投资理财本来就是一向很个人的事情,不要和别人比较,并去垂涎那些自己无法消化的回报。

刊登于南洋商报《子曰伦语》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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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者的世界(杯)

随着这届世界杯有好几场所谓的“冷门”赛果,例如传统强队阿根廷和冰岛打成平手,然后梅西的点球又刚好被“业余”守门员扑救得到后,“世界杯赛果都是被赌球公司/卜基操控“的言论可说是大有市场。当然,我相信他们是因为输掉赌注才说出这种负气话。难怪在网上有流传一句“凡是我没猜中,就是假球”的戏谑。

那么是不是说没有人操控比赛赛果?这是一个Yes和No的问题。就拿2002年世界杯,韩国对垒意大利的那场淘汰赛来说,主吹裁判对韩国足球员多次恶意犯规视若无睹、把意大利的黄金进球判为越位、甚至是加时13分钟等行为都被人质疑其专业水平,最后被停赛多场以示惩罚。在这场比赛里,恐怕没多少人相信这场比赛是没有人恶意操控赛果。

但是,有此案例并不代表所有的球赛都是被干预。至少,从技术层面来看,要操控一场赛果是非常困难。要蓄意发出红卡,起码要逮到球员恶意犯规吧?如果要罚点球,起码也要在禁区犯规吧?甚至是要某支球队放水也好,他们的对手也需要有能力射正龙门吧?何况,这一届世界杯引入了“视频助理裁判”技术,可以通过回放视频来针对点球、进球、红卡和确认犯规球员身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要“做球”可说是难上加难。况且,又有多少诱因可以让那些天价球星愿意配合剧本演出?绑架球员家人?

可是,为什么阴谋论会这么受欢迎?甚至是,越打击越反驳就越受欢迎?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透明度,所以民众没有信心。例如我国的选举制度,虽然许多NGO已经在普及选举资讯,不过民众普遍上认为选举结果非常容易被操控,所以才会有“关灯加选票”的谣言和阻扰选票运送的闹剧。

除却这些例子,仔细观察那些散播或者相信阴谋论的人,会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喜欢把错误推给其他因素,千错万错都不是自己的判断出了错。某样事情发生了,“哦,就是某某巨头做了某些举动,所以全部的利益都只能倒进他们的口袋。”在阴谋论的世界里,一切都变得如此简单,不会对脑袋的运作造成负担。

在他们的想象里,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被一位坐在豪宅里吃着顶级牛扒,只露出背影的大胖子操控。这位大胖子会一面把红酒当白开水喝,一面对电视新闻里的民众冷嘲热讽:“啧,这些笨蛋根本不知道背后的大赢家是谁!”说完,嘴巴还吐出烟雾缭绕的雪茄烟。这种情节在王晶电影出现还可以理解,如果搬来现实来佐证就真的太弱了。

须知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程度已经超乎我们想象,更不是什么数学模型可以模拟出来。有谁想到,社交媒体的盛行和一位小市民因被执政者无理对待而选择自焚,最后点燃的是阿拉伯之春?没人想到,独裁者没想到、异议分子没想到、执法者没想到、自焚者没想到、扎克伯格自己也没想到。这个世界,任何事情之间的关联可以说是千丝万缕,牵一发而动全身,蝴蝶效应处处可见。

其实说到底,我不是说阴谋不存在了,而是能不能取得想要的成效,是不是符合经济效益,都要打上大大个问号。哪怕真的有阴谋家,当他们听到别人如何廉价评价他们的“杰作”时,搞不好恨不得找人把他们拖去后巷一顿痛打。

刊登于南洋商报《子曰伦语》一栏

基金的Track record是什么?

朋友想要投资信托基金,和经纪拿了份资料表(fact sheet)给我看,他觉得过去几年的回报率挺不错,不过还是想听听我意见。在这份资料表中自然有附上基金的图表来显示其过往表现(track record),当然忘不了那句“过往的表现不代表未来投资回报承诺”的免责说明,充满了一股强调自己很厉害又好像害怕承担责任的违和感。在此,和大家说说我对“过往表现”的解读。

基金的 “过往表现”主要是要告诉你这位基金经理的投资特质是什么。

我觉个例子,2012年至2014年间,油气股公司不管营运纪录优劣,都借助国油所颁发的各种合约而股价飙涨。在那时,买油气股几乎是整个市场共识,只要基金经理持有大量油气股就可以高枕无忧。那时,每位基金经理都可以说自己眼光独到。任何人可以自称自己的投资策略是如何出色,就像任何人都可以自称自己是世界未来首富。

在2014年中旬就有好几家油气股争着上市,但市场需求已经出现透支现象,估值也没有前几年那么高。这或多或少透露出投资人对这些油气公司的信心已经转弱,算是市场疲弱的征兆。到了2014年的下旬,油价逐步下滑,许多估值超高的油气股随着被拖垮,不管营运记录有多好。到了2015年就更不用说,低油价让许多大型计划变得不划算,各大油气公司纷纷裁员。此前买下来的大型机械要嘛闲置,要嘛低价出售,两者做法都会重创盈利。

如果基金经理有认真做功课,而不是跟风买股,那么他们也许还来得及逃离这一轮滑铁卢。也唯有经过这么一场大涨大跌的市场周期,才可以看得出基金经理到底是如何应对。也就是说,“过往表现”就是一面照妖镜,呈现出基金经理在面对市场的各种波动时会采取什么应对策略。如果投资人真的是注重基本面投资的话,他并不会因为牛市而购买一些带有浓烈“炒味”但缺乏基本面的股票,更不会在熊市时抛售一些基本面良好的股票。

说了这么多,那么资料表应该怎么看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比较该基金和衡量指数(benchmark)的差别。如果该基金在牛市会大幅度抛离衡量指数(也就是常常看到的“超越大市”),在熊市时又会跌得比衡量指数更多时,那么说明这位基金经理选股是很高Beta(风险奇高)。反过来,如果不管牛市还是熊市,该基金表现都是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该基金经理的策略很可能出现问题,可能是选错股票,或者太保守而持有过多现金。

我们要找的是那些有能力在牛市时超越大市,在熊市时却跌得比较少的基金。这类基金经理积极进取,也会时常调整投资组合风险,非常杰出。可惜的,证卷委员会没有规定信托基金的资料表必须写明基金经理的名字,而且很多资产管理公司的中期和年度报告中,顶多只是写上首席投资官(CIO)的名字,真正负责的基金经理总是无名氏。这现象应该及早纠正来增加透明度。

因此需要花一些功夫来打听谁才是真正的负责人,一旦找到,最好的做法就是紧跟他们的职业去向,因为他们才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财富的人。总的来说,要增加财富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哪怕是买信托基金。下一篇会再探讨,基金资料表还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地方。

刊登于南洋商报《子曰伦语》一栏

公众人物和消费主义

公众人物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各种媒体看到的人物,他们可以是因为各种原因被摆上台,民众也可以为了各种原因去崇拜他。不过不变的是,他们的吸引到的镁光灯和鲜花掌声,都是民众赋予的,哪怕背后是有庞大的财主在资助。

那么公众人物凭什么可以吸引这么多人注意?

我从最近的政治讨论热潮察觉到一个现象 – 就是不能随便和任何人讨论政治话题。如果是在投票日前,而且彼此持有不同看法的话,就要更加小心翼翼。这恐怕是拜人们在讨论政治课题时,肾上腺素过度分泌所赐,非常容易动气。一旦深入讨论(争吵),我发现大家并不是关心阵营之间的差异、某项政策的利弊、或者某位政客的能力高低,以及所有论据。

大家在争论的都是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因为你是推崇廉洁,所以你支持承诺肃贪的候选人。那位候选人成了廉洁政治的象征,也是你的价值观的化身(拟人化)。所以当有人抨击你的候选人时,你的愤怒并不是候选人被攻击了,你的愤怒是因为你追求廉洁的价值观被蔑视了。

一言以蔽之,我们支持的对象更多时候是我们心理层面的延伸,所以感性居多。试想想,如果完全理性,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国家队,而不是支持最强的选手?为什么当足球员离开悉心栽培他的俱乐部时,会被当地球迷们冠上”叛徒“的骂名?为什么有些人表面是国家英雄,当被发现没有登记成为选民,会引起这么多怨气?

也因为我们的支持是感性的,我们才会在台下撕心裂肺地呐喊、才会在电视机前手舞足蹈狂欢,才会球队胜利后转身和朋友说“今天我请客!”。

也因为我们的支持是感性的,所以台上的公众人物可以凭着不符合黄金比例的笑容代言一堆产品、收取可观的赞助费,甚至是可以找人代笔写自传拍电影卖成功学,以及一堆玲琅满目的周边产品。

因此,当公众人物可以凭着和根本他们的专业毫无关系来获得更多资源,他们的言行举止自然就会被放大来解读。公众人物可以选择他们的政治倾向,爱国情操,以及一切他们自己认可的价值观,而支持们也有表达他们满不满意的权利。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考验。玩得好,自然就能得人喜爱。例如,台湾羽毛球选手戴资颖为了参加在台湾举办的世界大学运动会,选择了放弃同时期举办的格拉斯哥世界锦标赛。赢球赢民心,值得各位公众人物借鉴。

玩得不好,只好自认倒霉。责怪群众不理性,就是撒泼打滚,自毁前程。君不见人家刘德华被揭发已婚后是鞠躬道歉,继续努力工作贡献自己的能力,重新塑造“好男人”形象,也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物。某廉价航空公司老板,变天前后两个样,就是公关管理的反面教材。

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拿来消费,也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消费。公众人物自己和他们的形象也是消费品。当民众买了产品,或付出了真感情支持你,不满意或感觉被出卖,当然可以投诉,也可以谩骂。我们应该保护消费者权利。也许我们可以要求的,是消费者在投诉时,要专业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要总是用符号来代替语言。

刊登于南洋商报《子曰伦语》一栏

社交媒体中的“转载”抄袭者

记得多年前有位律师朋友说,哪怕今天你做功课所写的内容都属于“知识产权”的定义里。所以如果你要炒朋友的功课,必须先征求对方的同意。虽然我们都了解同学之间不怎么可能为了一份功课而把对方告上法庭,不过还是事先征求对方同意比较妥当。但,这个世界有君子,就会有小人。

在社交媒体上,有一种令内容创作者义愤填膺的小人,那就是“转载专页/网站”。他们会先在外国服务器设立网站,然后从传统媒体的电子版新闻、网络媒体的资讯,以及从各种内容创作者的网站当中,寻找他们认为可以增加点击率的内容,之后把全部内容张贴在自己的网站里。

他们会厚颜无耻说这是“合法转载”,不过都是一种障眼法。

首先,他们不会注明资讯出处,也不会在文章的标题就写明“此文章是转载”,更别提事先征求原文创作者的同意。其次,即使有注明资讯出处,也是非常模糊,通常是笼统的官网链接,而且会只出现在该网站广告的底部。再者,如果原文有写明这是“某系列文章第N篇”,当抄袭者只抄了其中一篇,他们就会把全部蛛丝马迹删掉,避免被读者发现他们抄袭。

我就有位朋友辛辛苦苦做了人物采访也整理好了采访内容,当内容正式上传到媒体公司的官方网站,就被这种“转载者”抄袭了整篇内容,连简单的官方链接都不注明。更让人气愤的是,这些抄袭者不是那种要博取知名度的弱势新手,而是有着上市公司源源不绝的资金做后盾的掠夺者。

有一些更狡猾的甚至会在事隔一段时间,把此前抄来的文章删掉。当原文创作者发现自己的内容被抄袭,想要讨个公道,哪怕有截图做证据,也是死无对证。

也许有人说,这还不容易,直接对簿公堂不就完事了吗?而且社交媒体,例如面子书有举报机制供君选择。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就拿台湾的谷阿莫来说,他因为涉嫌侵权行为而吃上官司。虽然这些案子尚未有定论,但在判决还没出来之前,谷阿莫依然可以赚取游览量和广告费。况且,法律途径虽然可以发挥效果,可是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付抄袭者。因此,抄袭者可以说是看准了社交媒体的“三不管地带”而诞生的寄生虫。

那么有什么途径可以阻止这些抄袭者大行其道?坦白说,很少。

哪怕是法律途径,也得非常小心拿捏。要是管得太紧就会扼杀许多创意,许多从事二次创作者例如专门用电影预告片和片段来作故事解说的YouTuber可以说是没有生存空间;如果过于宽松,那么就形同虚设,无法保障内容创作者的权益。加上科技变化总是比法律修正来得快,所以会一直存在着法律无法涵盖的死角。

那些网络巨头们,谷歌会不定时更改搜索引擎的演算法,以便过滤掉那些有害的网站,倒是值得赞赏。至于社交媒体的举报机制,我就不抱任何期许了,免得我会钻牛角尖地想象出各种阴谋论。

还有一种难见成效的但却是唯一稍微可行的方法,就是鼓励创作。只要创作者增加了,内容上的竞争就会增强,市场汰弱留强的机制就可以被启动,那些抄袭者的生存空间就变小。不过,要如何培养,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刊登于南洋商报《子曰伦语》一栏

希盟政府的政治意图

5.09变天后,新任政府的办事效率快得惊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已经落实了许多政策。今天挑两样事情来说说,并提供一些猜想。

首先就是我国的一兆马币国债。林冠英当了财政部长后,就宣布马来西亚的“国债”已经达到一兆马币,正确来说是1.0873兆马币,高达2017年GDP的80.3%。

简单说明一下,任何公司都有资产负债表,详细记录了公司的资产(现金,货物,产业等等)、负债,以及所有者权益(股权,累积收益等等)。在负债(liabilities)一栏,最常见有我们最熟悉的银行债务(bank borrowings),贸易应付款项(trade payables。拿了生产商的货物但还没结帐)、或者递延收益(deferred income。收了钱却还没送货,例如亚航在1月收了你12月才启航的机票钱,就会被算在这项)以及其他。

换言之,不是每样出现在负债表的都是债务(debt),这是个逻辑问题。搞懂了这层逻辑,就能明白为何林冠英把全部数据归类为债务的做法会引致批评,加上他又是会计出身。

话虽如此,我猜测希盟政府此举并不是专业考量,而是政治因素。毕竟这些金融术语太枯燥了,我也不认为很多人明白我前两段的解释。因此,直接把全部负债都归类为债务,并打出1MDB的污名,确实可以有效地让纳吉哑巴吃黄连,也为往后砍各种开销找到“正当”的理由。试问,国家 “债务”当前,谁还有足够的民意基础来阻挡希盟大砍特砍?

再说,三大信评机构标普、穆迪和惠誉在给以我国评级时早已经把林冠英所说的数据给考量进去了,所以金融市场的影响理应不大。前阵子的股市波动更有可能是受国外的贸易战、美联储升息政策、和欧盟的政治风险所影响。 所以我认为林冠英此举还有增强希盟政府的透明度形象,和国阵用专业术语来遮遮掩掩确实有强烈对比。

第二样要说的就是爱国捐款。由于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国家好像下一秒就要休克了,所以纷纷效仿韩国在97年金融危机时刻的救国行动,要捐钱尝试把国库的破洞给补回来。不过,恕我不能接受这种捐款行为。

虽说捐不捐是个人意愿,并无强制,但我认为群众已经陷入政治狂躁症。此时此刻,如果有谁胆敢公开反对捐钱救国,就会像马云在中国发生天灾时没有捐钱被骂到臭头,因为大家脑袋里似乎只剩下“响应新政府的号召才是好公民”这套价值观。

不过,对我来说,贡献国家的最好方式就是保持自己的经济创造力、不要逃税、做个正直的人、别再鼓励贪污文化(给咖啡钱)、保持身体健康不要让国家养你、能的话就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别老是想着年轻退休,那是给传销行业用来拉人的噱头。这些建议虽然看起来很普通,却是真正帮助国家的长期方式,比什么捐款好多了。

老实说,除了要重新塑造马来西亚一个新的“想象的共同体”之外,类似老马以前弄出来的2020宏愿,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好理由希盟政府要搞捐款救国活动。极端一点来说,我认为这群众就像是纸牌屋里说的:烈士最渴求的就是壮烈牺牲。而又有什么比明知是杯水车薪,却依然要“壮烈牺牲”更容易激起群众的爱国情操?

总的来说,马来西亚离康庄大道还很远,我们需要的不是孙悟空那股冲劲儿,而是需要唐三藏那坚韧不拔,一步一脚印的的踏实和求真精神。

刊登于南洋商报《子曰伦语》一栏

意见领袖和公民社会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传播的门槛变低了,加上多元资讯的自由流通,让每个人都可以扮演一个媒体的角色。更准确来说,只要自己勇于在社交媒体发表看法,时刻关注自己专长的课题并更新帖文,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

那么,是不是越多意见领袖,就代表我们越容易建立起公民社会呢?

并不是。虽然意见领袖和公民社会之间看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我认为这是一道伪命题。因为在我看来,意见领袖的崛起和公民社会并无关系,而是因为整个大环境逐渐开放而获利的。举例来说,如果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执政者无时无刻都是在监视人民,并且恶劣对待异议者,我们很难看到意见领袖的崛起。

又或者,执政者对某些课题,例如环保课题特别敏感,而对人权课题却是比较开放,那么就注定了那个社会只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权分子,而不是环保分子,甚至是把环境需求从人权的定义剔除掉。况且,不要忘记,意见领袖也是人。他们也许不求金钱回报,不过他们一定很渴望观众给他们掌声。也就是说,只有风气比较开放的政治环境和拥有一定成熟度的民智,意见领袖才能诞生,并且能够享有自己的市场。

而意见领袖的出现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公民社会的醒觉呢?其实未必。

原因在于,很多意见领袖也只是关心自己手里的鲜花,而不是追随者的脑袋,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中以like数量为导向的时代。因为在网络上,社交媒体已经有很聪明的演算法把人给分门别类。当大家庆幸自己接触到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却不知是越来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争论一项议题,两方人马并没有想过去了解对方阵营的真实想法并且尝试来说服对方,反而是不断针对对方的一些低级错误进行嘲讽和谩骂。举个例子,当台湾尚未实行婚姻平权法之前,支持平权法的一方就是不断拿反对阵营中最为不堪入目的个例来大做文章,暗示反对派全部都是一群笨蛋。

这种做法对公民社会最大的伤害在于,两方人马并不是理性讨论,而是通过不断羞辱对方,像是在说:对面有这么笨的队友,你怎么好意思和他们持同一个立场?而那些傻愣愣看热闹的群众,很容易就这样被操弄情绪而站在了看起来比较酷的一方。在面子书中,这种做法尤其常见,有些人甚至索性自己弄了秘密群体,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发表伟论。

进一步说,即使是有素质的意见领袖也很难帮助公民真正思考。因为不管他们的观点是多么掷地有声,他们充其量也只是向公众展示了某个看事情的角度。而真正的公民社会的建立却是要求人民能够对某些课题有全面和深度的思考,甚至是在觉醒后能够身体力行来贯彻某些原则。这些,都不是靠看文章点赞和听讲座可以办得到的。

总的来说,也许越多的意见领袖,能够带给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但不是公民社会建立的必要条件,更不是越多就是越好。所以不需要每天在社交媒体拜神,搞得满天神佛,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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