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三比你还努力时

中国内地惊爆有“小三培训班”,据说有句培训口号叫做“没有拆不掉的家庭,只有不改变的自己!你不变男人就变,都这么努力了,你还要一成不变吗?”。整个培训班除了意图惹人争议之外,其实还算是“积极向上”,比起众多好吃懒做的公务员有“出息”多了。当然,这新闻出来后,许多人纷纷感叹说社会风气败坏。

老实说,“小三”已经是很常见了,香港作家马家辉也表示他很喜欢看正宫和小三互相干架的视频。小三的出现,并不是说我们社会的婚姻制度以及廉耻人伦都消失殆尽,而是这些制度和价值观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美好和牢固。

就拿婚姻制度来看好了,很多人很喜欢拿以前和现在做比较,说以前的人如何忠贞或者长情。而事实上,以前的离婚率之所以这么低,很多时候并不是爱情或者婚姻的浪漫色彩,而是因为女性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很少,使得她们无法在经济上独立,所以不敢离婚。

就拿日本为例,因为有不成文规定认为女性结婚后几乎会离开职场,所以对比男性,女性在职场的待遇是同工不同酬,而且升迁机会少。因此,要是女性提出离婚,不但拿不到孩子的监护权,也分不到丈夫的任何财产。2007年的4月1日,在女性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日本通过新的离婚法,让女性可以获得丈夫的一半财产(如没财产,也可瓜分丈夫的一半薪水)。

自此,从2007年到2015年,日本的离婚对比结婚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5%左右的水平,比过去几十年的比例都普遍来得高。甚至还引发了社会问题,很多老年男性在领取退休金时,就马上被妻子“休掉”来瓜分财产以报复多年来所忍受的恶气。而为了让婚姻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很多日本男性组成了“爱妻协会”,让会员们互相督促和鼓励要向自己的妻子多感恩,并勇于向妻子道歉等等。

从上述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婚姻制度除了承载了社会过多的美好想象,其维系不能只靠任何人的单方面付出,而是需要双方努力配合。小三的出现,并不是两人感情或者婚姻产生问题的“原因”,而是“结果”。

有些人认为只要有了孩子是能够让这段婚姻维持下去,甚至认为有“完整的家庭”才能够让孩子健康成长。而事实上,孩子的存在只是让离婚这件事变得比较困难。香港的离婚现象研究数据显示,香港夫妻的普遍婚龄是12年左右,没有孩子的话是7年,有一到两名孩子的是14.3年左右,三名孩子或以上的则是22.2年。可见,有孩子只是买“时间”,并不是护身符。更何况,那些为了孩子而选择不离婚的夫妻,也许过得并不快乐。这对孩子的心理成长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其实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表达说,并不是每件事情都是理所当然,或者永恒不变的。夫妻/伴侣之间的感情维系本来就是一件难事,承认这是件难事,我们才不会掉以轻心。而更要命的是,当你的敌人(小三也好,第三者也罢)比你还要努力,会去上培训班“提升”自己时,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努力武装自己,而只是吃饱后就摊在沙发上对着电视机和手机发呆呢?

刊登于南洋商报《子曰伦语》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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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房是条漫漫长路

前阵子,国家银行提醒公众,我国房地产供过于求的现象很可能比20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来得严重,并列出6项政策选项以缓解这股迟迟不退烧的炒房热潮。但,我认为以马来西亚目前的状况来说,打房注定是条艰难的道路。

很多人说,最根本的原因是房价太高,或者薪水太低。对此,我不否认这是事实。但这种认知,并无助于缓解现有的局面。

须知,任何物品的价格都是一个供需关系所形成,房子也不例外。就拿很多人常常引述的德国房屋政策为例,马来西亚和德国最大的不同,在于两者的人口增长率和年龄结构。二战结束后,德国迎来短暂的婴儿潮,但在1960年后,人口增长率就长期维持在1%一下,七八十年代和21世纪初更出现负增长。而马来西亚则是长期维持在2%-3%的幅度,到了2004年就不到2%的增长率。而且两者在人口结构上,马来西亚平均年龄不到30岁,德国则离半百不远。

由此,我们说强劲的人口增长是房产长期居高不下的主因,一定也不为过,加上政府不可能为了打房而限制大家的生育权。因此,就能从其他地方下手。

打造健康的租凭市场有助于改善供需关系,但不容易。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很多人哪怕被房价压得喘不过气,又不得不买房,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租房子不划算,或者缺乏保障。也就是说,租客不知道房东什么时候会起房租,或者选择不续约而把他们撵走。所以,合理的租凭合约条文就变得尤其重要。

目前的租凭条文,看似保障了房东的利益,不过一旦房东和租客有了利益冲突而诉诸于仲裁庭,前者往往会因为法律程序的缓慢而蒙受损失。于是乎,就出现一种状况,房东为了弥补这种利益冲突的风险,决定把租金调高。而这个被调高的租金就会把租客压得死死,更激发他们想要买房的念头,以摆脱房东市侩嘴脸的梦魇。

说是容易,单单是出台消费税政策,首先是需要朝野有这个共识,因为势必会遇到多方阻扰。而目前来说,我觉得朝野双方并没有这个意识,更遑论实际政策。

在教育上,要加强理财观念。除却那些喜欢李嘉诚或者是《创世纪》的电视剧迷,很多人之所以选择投资房地产,就是因为没有更多的投资工具,而直接认为房地产是最为简单,或者是只赚不赔的投资工具。我们的教育长期注重某些偏科的培训,以至于很多人以为要当什么工程师、律师、医生才算是有出息。

殊不知,不管你从事哪个行业,理财的知识都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你在领取大笔的退休金时,没多久就会接到银行打给你建议某项投资工具,然后你在自己毫不理解的情况下,犯下严重的投资错误。理财教育,是要从小做起,由父母自己来带动,教导孩子如何处理钱财,以及一些基本的商业概念。但是呢,自称是东方犹太人的华人家庭,总是习惯帮小孩子“存起”他们的压岁钱。

这些政策和观念的改变,看来需要耗费好长一段时间。

刊登于南洋商报《子曰伦语》一栏

马华应该少做,自然就会少错

从3.08后,马华意识到自己在很多网络宣传战中败给行动党,我本以为经过多年的洗礼和磨练,马华会开始慢慢抬头,在来届大选打出一场不用太漂亮,但求成效的翻身仗。而事实证明,不管是同属执政阵营中却屡次打脸马华的巫统,还是喜欢在各种课题不断调侃揶揄马华的行动党,都不是马华绝地反弹的最大障碍。因为,最大的障碍,就是马华自己。

政客们总能够无时无刻想要捞取政治资本,这本来也不是什么怪事。而在槟城人民为水灾一事忙得焦头烂额时,马华有两个基本策略可供选择。

最直接的,就是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马华号称百万党员,当中腰缠万贯的拿督人数也不计其数,出钱出力,都应该不是问题。只要这么一搞,虽然不敢说可以让槟州政府变天,但对于要突破7-11的窘境是绝对百利无一害的。

当然,如果马华上上下下学人家问投资回报率,心疼自己的钱包,问这些付出可以换到多少选票,他们大可选择袖手旁观。反正他们当家不当权已经是公告天下的事情,他们什么也没做,大家也不是不能接受,没有人会要他们出来交代什么的。除了行动党。

而聪明如马华,又怎么会甘心于什么都不做呢?毕竟“沉默是金”这套招数,只有巫统才有机会享受得到,并不是他平时的行动方针。所以他们的张盛闻选择了另一个做法,为了巩固自身党员的支持,而说出了“不与天斗”和“频视”的笑话,和巫统在自己的年度大会上搞的那套噱头一样。

此番言论一出,自然遭受炮轰,除了那群思想怪诞的马华党员,无人愿意为他辩护。之后他本人希望借助道歉了事,却无法被网民放过,辱骂的言论铺天盖地。网民的攻击力是很残暴,但他们的记忆力也很短暂,只要马华愿意低头认了“食得咸鱼抵得渴”,忍声吞气,网民其实很快就不予理会,寻找下一个热点新闻。无奈,马华的拖后腿队友似乎特别多,竟然有党员跑去报警控告网民转发辱骂马华的视频。欺软怕硬,让马华的无能又跨进了一大步。

当这位网民被逮捕释放后,有马华党员跑去和他道歉和解,这场马华独家炮制的肥皂剧看起来应该是打出“全剧终”的字幕。谁知,该党员马上被所属区会撤销所有受委党职,让这场闹剧添上新篇章,看来马华有意要向台湾闽南剧的“永不结局”的境界看齐。诶,这不正是马华终身学习的精神吗?

看到马华的如此表现,我猜行动党自己也忍不住啧啧称奇,因为不管行动党怎么攻击马华,都只能围绕着他们在巫统面前的差劲表现做文章。以上这种自作孽的硬伤,已经可以和马华前总会长说的“角度不同”,以及廖中莱按照稿本宣读的“风大,吹进去而已”,比肩媲美。

总而言之,如果马华真的要整顿旗鼓,也许应该放弃“人多好办事”的思维,为招收党员设立学历门槛,或者基本的常识测试题目。如果都办不到,起码告诉党员们,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不会出错,已经是马华为数不多的选择了。

刊登于南洋商报《子曰伦语》一栏

自由市场和交通规则

很多人并不明白经济学里说的“看不见的手”是什么意思,当看到市场出现乱象时就呼吁执政单位要管管,再不然就有些商家因为无法持续获利,而呼吁政府推出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在此,我尝试用交通规则来解释自由市场如何运作,供大家参考。

自由市场不代表没有规则。大家都允许在法律的框架底下选择自己要从事的行业或是实行哪些商业政策,就像是开车一样,只要你遵守交通规则,你要把车往哪儿开都可以,任何人都无权干预。这个很好理解。

市场乱象就像是堵车。当一个行业如日中天时,里头的油水自然多,是竞争者纷纷涌入的高峰时刻。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就像是当大家发现某条道路的车辆非常稀少时,自然就会选择这条道路。

当商家为了生存,就会用各种手法被对手挤出去,例如:割喉式地降价、推出更眼花缭乱的配套、或是有意无意地抹黑对手等等。就像大家在堵车时,会更加贴近前面的车辆以防止被插队,不亮起讯号灯然后突然转换跑道,更用力地踩踏油门刹车和鸣笛等等。这很正常。

政府的角色,只能是为了确保大家遵守规则,而不是干预。当以上的“乱象”出现时,很多人受不了,要求政府出手干预。但我认为只要商家和司机们都没有违反法律或是交通规则,这些都只是小事,大家总能从中找到平衡点,无需政府介入或是理会。

除非是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司机明知自己极有可能无法在交通灯转红之前,把车身完全开进下个车道,但为了不想等多一轮的交通灯,还是故意为之。结果交通灯转红时,自己还卡在十字路口的正中间,让交通变得更加堵塞。就像是每天放工时,敦拉萨路的堵车“盛况”。这时,交通警察(政府)就有必要出手管制,避免司机们做出这种行为。

但要提醒的是,交警这时出现,是为了确保交通灯的规则有被严格遵守,并不是要他们有事没事地在各种交通口处设立关卡,或是随意更改交通灯的时间设定。因为大家在选择哪一条道路行驶,都会考虑过该道路的交通状况。当他们为了避开堵车的A道路,而选择B道路,结果发现B道路正被交警指挥,变得异常堵车。这时,交警的出现,就是打乱了司机们的判断。

也许在交警的指挥下,平时堵车的C道路突然变得顺畅了,但不要忘记,这也是少数人得益。因为大家都知道C道路平时是堵车的,所以都会想办法避开,出现在C道路的车辆已经是相对少(虽然还是会堵车)。这时,交警的干预,就只是解决了极少数人的堵车问题,而且是用“瘫痪”其他道路为代价,是得不偿失。

增加资讯透明度有助于解决市场乱象。那么要如何解决堵车的问题?我认为就是建立一个数据系统,让各方参与提供数据,并使用该系统给予的建议。就好象我们开车常常会用到的waze一样,大家可以马上知道哪条道路在此时此刻比较拥挤,并有什么道路选项。

有了这种系统,远比什么反暴利法,或是政府去取缔哪家餐馆任意涨价,都来得更有效。因为,只要把数据摊开出来分享,大家就可以货比三家,做出最适合的消费选项,然后让商家自行判断如何做出价格调整。

希望以上这些资讯,对大家有所帮助。

刊登于南洋商报《子曰伦语》一栏

关于演唱会入门票的营销道德

就聊聊很多人买不到张学友演唱会入门票一事。所有营销手法都是一样的,就是制造【稀缺】。只要能够勾起消费者对产品或是服务的购买欲,就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这种营销手法五花八门。在这,我尝试解说【制造稀缺】的各种角度,来讨论到底主办单位就歌神演唱会入门票的行销手法是不是合理。

和苹果手机不同。只要苹果公司继续生产,只要消费者有足够的耐心和金钱,一定买得到。如果你要和全球第一位买到苹果手机的人作比较,也是可以。但和演唱会入门票不同,苹果手机的【稀缺性】只是在于【你要当第几位顾客】。而且当大家说“哇,你看,他是第一位买到苹果手机的人!”,相信我,这听起来更像是嘲笑。苹果手机的【稀缺性】不高,更没有【紧急性】。

和麦当劳玩具不同。虽然麦当劳限量版玩具和演唱会入门票一样,都具备了【稀缺性】和【紧急性】,但对于一般人来说,要买齐一套麦当劳玩具系列,其实并不难。如果你kiasu,可以去那些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分店排队,就能够买得到。更重要的是,一样物品会有多少【稀缺性】,往往和【价格高低】有正相关的关系。一套麦当劳玩具系列并不会太贵,纵使买不到,也不会觉得太可惜。相反,演唱会门票可是从一两百块钱,到一千块钱左右都有,因此后者的【稀缺性】价值远远高于前者。

和飞机票和酒店不同。虽然这两者的价格的【稀缺性】是由【时效】来决定的。不过,哪怕我们经过不同的管道去购买飞机票或是订酒店,他们都是同一时间接收订单。不会因为排队的可以先买,上网的要等几个小时过后才可以买。大家都是平等的。

因此,张学友演唱会入门票的【稀缺性】,除了【价格】,【时效】,它多了一个【双重标准】。

在这个到处都是信用卡和手机支付的年代,买张演唱会入门票,竟然还要排队?而且,还是漏夜的那种。你把买入门票的钱,拿去那些五星级酒店和高级餐厅消费,他们还怕你坐得不舒服、吃得不开心、空调不冷害你流汗。哪里会这般粗鲁对待你?

我能够了解主办单位为了帮张学友造势,而搞出这么一场闹剧,但实在没有必要。我们也不是闭关锁国多年,第一次有外国人来这里办演唱会。那些韩星在韩国办演唱会,也是上网买入门票就可以了。他们最大的限制,就是不开放给外国游客,仅此而已。难道主办单位想不出一个好的文明方式来对待消费者,偏要搞这些双重标准的作业流程吗?

我相信那些漏夜排队,不顾形象和安全地在外搭棚过夜的歌迷们都是爱他们的偶像。但,他们不是在偶像的家门口排队,也不是在机场迎接…他们只是在商场等候,在一个和张学友没有半点关系的地方,去做他们最不愿意,最难堪的事情。

说得难听一点,他们的爱,只是被主办单位利用了。他们的爱,并不是示给他们的偶像看,而是给那个垄断了订票机制的主办单位看。他们的爱,他们的偶像并不会知道的。他们的爱,被主办单位糟蹋和浪费了。

刊登于南洋商报《子曰伦语》一栏

关于性骚扰的谬误

性骚扰可以说是近代才诞生的观念,所以很多人并不熟悉,甚至觉得我们既然有非礼、性侵等等相关的法律保护,为何还需要“多此一举”?殊不知,从当事人心理上感觉到不舒服,到肉体上被侵犯,这两端之间有很大的灰色地带,而性骚扰就是来定义和保护这段灰色地带的权益。

一谈到性骚扰,很多人就开始争论说很多时候就是当事人“幽默感不足”,或者“过度敏感”而导致。不过,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借口。什么是笑话,什么是禁忌,都是这个群体的集体道德感所决定的。加上人是群居的动物,只要你有适当的社交习惯,和长期待在某一个群体,就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群体可以接受什么,抗拒什么。

就算你是这个群体的“插班生”,都会知道有文化差异和肢体语言这些事情。如果不了解哪里是地雷,就应该步步为营,而不是狂奔乱撞。就好象很多男艺人在和女艺人拍照时,都会额外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甚至出现那种在空中搭肩的手势,以避免自己卷入性骚扰的漩涡里。虽然有些女艺人觉得这显得格外生疏,并认为搭肩是可以接受,但她们也认同把手臂放在对方腰间以下的部位,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这种常识,只要你有基本的智商和情商,就会知道。

那些嘴上辩称“我就是不知道嘛”的人,很多并不是智商零蛋和情商负分,他们更多是想要借助这些性骚扰来试探有没有机会进一步侵犯对方,且不需要负上法律责任。“进可攻,退可守”,就是这些人游走在性骚扰这个灰色地带的策略思维。

了解了冒犯者的思维后,我们很难去责怪那些被冒犯者是不是“过度敏感”,毕竟每个人的底线都不同,所以这是他们自我保护的方法。更进一步说,如果被冒犯者选择 “不过度敏感”,结果因为这个妥协而发生了一些不幸遭遇的话,那些喜欢到处指责其他人“过度敏感”的人,是不是都会拔刀相助?抑或是他们只会选择在社交媒体点赞,叫被害者要坚强?须知,事后弥补,永远都是太迟。

因此,性骚扰这个概念,就是来保护某些群体,并避免这些不幸事件发生的重要工具。那些开口闭口要大家举出什么客观事实证明的人,无疑就是帮凶,也是性骚扰这个保护伞更需要存在的原因。

那么,如果两位当事人都不觉得有问题,围观的人有没有权力指责涉嫌冒犯者是在性骚扰?

我认为是有的。不管我有多讨厌道德绑架,我必须承认社会的运作和维系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道德框架。如果这两人是从事色情行业,我们对他们的道德判断标准自然就会有所不同(我不认为是高低之别,他们只是不同),因为在我们看来是性骚扰的行为,很可能只是他们 工作的一部分,是我们大惊小怪了。

反之,如果他们不是从事这些特殊行业,那么我们都有责任和权力去保护那些我们认为是被冒犯了的受害者。当事人选择息事宁人,不是不介意,更不代表这个罪行没有发生过。况且,你不计较,是你的自由。但,我们并不能因为你的“不计较”,而在保护性骚扰受害者的这个攻防战上退守。这场拒绝性骚扰的战争,虽然开始很久,但从未停止,也不应结束。

 

备注:此篇文章主要反驳林韦地在面子书发布的文章

红色的段落被报馆删掉了

刊登于南洋商报《子曰伦语》一栏

关于道歉的意义

我们生活中会遇到人为自己的错误而道歉,有学生给老师道歉、小孩给父母道歉、政治人物下跪承认战争罪、艺人向公众道歉等等。虽然我们常常要犯错的人说【对不起】这三个字,不过,整个道歉的语气和内容如果不对的话,就会给人不但没有道歉,而且还是带有侮辱的意味。

最为普遍可见的,就是那种小孩子气的道歉。这种通常常常发生在学校,而且通常是老师或是家长出面给小学生“主持公道”,然后犯错的小孩通常就是说声:“对不起咯~~”。句末的“咯“尾音可以有多长就拉得有多长,有多么不甘愿就是直接开门见山。然后家长或是老师顶多训话几句,整个事情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当然,我们都知道小孩子都是这样。

可是,并不是不加上那句“咯~”就代表道歉者是有诚意的。这一点,很多大人,或者公众人物就玩得炉火纯青。他们通常就会在整个道歉文加上一些我认为是让事情更加恶化的语句,例如,如果男上司不小心对女下属进行语言/行为上的性骚扰,或者性别歧视。当这名男上司被要求道歉时就会说:“我不知道我的言行举止会造成这么大的误解,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的语言/行为对某某某造成困扰的话,我愿意道歉。” 表面看起来是道歉了,实际上并没有,因为道歉者自己设立了许多限制,根本不认为自己有错。

我们必须了解,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的冲突除了显著的利益纠纷之外,很多时候就是大家的价值观差异所导致。你重视的事情,对方可能觉得异常无聊。例如你不喜欢人迟到,但偏偏同事就是一个慢郎中,而且还患有拖延症末期,你俩共事就很容易产生摩擦。而你的同事又很难理解守时的可贵,甚至还认为守时的人很笨。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我们常说的“玻璃心”。你的【玻璃心】,或者说痛处,就是【守时】。一旦对方戳中你的痛处,就容易产生冲突。

如果对方这时道歉,前面一句“我不知道你会这么想”,后面又补上一句“如果我的言行举止对你造成困扰”。其实对方的潜台词就是在说:我都不懂为什么你要怎么在意这种事情,真是有够小气/无聊。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二度伤害吗?所以道歉者如果真心要和解,就不要在道歉时,语到嘴边就加上这些会火上加油的段落,而是从对方的角度去想,承认对方的价值观确实有其意义,会是比较好的做法。

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的另一种情况就是犯错者很快就道歉了,但其实他们并不是真心道歉,而是要回避犯错的责任。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在投诉商家时,对方只是说一句:“我非常抱歉”,但是态度依旧,没有补偿,也没有给你解决方案。

当然啦,很多时候是这些道歉者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来更改任何事情或者纠正整个错误。他们往往都是客服人员,都是被大企业聘请回来负责“只道歉,但不承担犯错责任”的工作。这不怪他们,我们针对背后的大企业就好。

说了这么多,其实道歉最难的部分,就是那些在社会中握有资源,或是在道德形象方面比较高的一群,愿意舍下自己的面子,向被自己伤害的人说声对不起。而不是说:我都这么老了,你们就别和我计较吧,是不是要我道歉了,你们才愿意和我一起救国?

更耐人寻味的是,竟然有许多人认为这种人其实已经是道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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